我国《婚姻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：非婚生子女(俗称“私生子”)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，但如何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同等权利，法律未作明确规定。日前，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案件，来沪近二十载的台商周傅斌与上海姑娘杜月有十年婚外情，2008年，杜月产下一子，4年后，周傅斌要求做亲子鉴定，杜月拒绝，周傅斌便将母子告上法庭，要求返还4年来母子的不当得利32万元，法院最终依据亲权法理及证据规则，充分考虑对非婚生子女权益的保障，驳回周傅斌返还不当得利费用的诉请。
    
     孩子到底是谁的
    
     上世纪90年代,台商周傅斌来沪打拼,2003年的一次朋友聚会,周傅斌与杜月相识并迅速成为婚外伴侣。2008年，杜月怀有身孕，周傅斌在生育手术相关材料上签字。孩子出世了，但在出生医学证明上“父亲姓名”一栏为空白。
     2009至2012年间，周傅斌多次要求做亲子鉴定，但杜月始终反对。孩子三岁半了，周傅斌第四次提出要求做亲子鉴定，杜月依旧反对，周傅斌认为，四年间自己为抚养孩子付出许多，杜月却几次三番阻挠亲子鉴定，自己合理怀疑孩子是否己出，四年的费用是母子的不当得利，故他一纸诉状将母子告上法庭，要求返还不当得利32万元。
     在法庭上，周傅斌为证明自己与杜月的婚外情史，拿出了2003年写的告白书以及2012年写的保证书，其中提到“十年是真爱……珍惜爱情的结晶……要与现在的太太离婚……重新结婚后宝宝改姓‘周’”等内容。据查明，在2008年杜月产子时的麻醉知情同意书和手术知情同意书上，周傅斌也以杜月丈夫的名义签字。
     被告杜月则不同意周傅斌的诉讼请求。庭上，她承认与周傅斌有不合法的男女关系，周也多次向孩子的卡里打钱，但这并不是不当得利，而是周傅斌给孩子的抚养费。关于亲子鉴定，杜月认为这对孩子是一个残酷的过程，现在小孩三岁半已经记事，亲子鉴定会对孩子心灵产成生负面影响，而且杜月还担心，亲子鉴定后，周傅斌会与她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进一步对孩子造成伤害，所以自己坚决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。
     对于这点，周傅斌在庭上陈述，杜月是怕孩子鉴定出来不是自己的，不存在血缘关系，那就没有义务支付抚养费了，所以四年的费用是不当得利。
    
     法院认为构成“认领”
    
     法院认为：本案表面上看是不当得利案件，但究其实质，实际是“非婚生子女的认领”问题。“认领”即生父对非婚生子女的承认，一经认领，非婚生子女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义务。本案中，尽管周傅斌不与母子一同居住，但其以支付抚养费的方式抚养母子，从法理上讲，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拟制认领，是对孩子尽抚养义务的一种方式。
     然在支付了几年抚养费后，周傅斌认为孩子不是亲生，要求返还抚养费，这一请求隐含着确认其对孩子的认领行为无效的意思,但对此，周傅斌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，仅凭杜月不愿意进行亲子鉴定便认定孩子并非亲生骨肉没有依据。
     所谓“有法律依法律，无法律依习惯，无习惯依法理”。我国虽然对于“非婚生子女的认领”没有相应法律规定，也没有相关约定俗成的习惯，但是《婚姻法》的一大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利。本案中依据亲权法理，法院认定周傅斌构成“认领”，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。
    
     举证不利后果自负
    
     另一方面，从证据规则而言，所谓不当得利，是指没有合法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并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；没有法律上的原因，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重要条件。
     本案中，周傅斌要求告返还支付四年的抚养费，其应就该费用支付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进行举证，证明其与孩子之间无特定的法律关系。在无法进行亲子鉴定的情况下，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来看，周傅斌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与杜月保持婚外男女朋友关系，在书信中他承认孩子是与杜月共同所生，且在杜月生产时，医院手术材料上他以家属的名义签字。作为正常的成年人，周傅斌应具有足够的常识和认知来判断孩子是否为其亲生，仅凭杜月不愿意做亲子鉴定而无其他证据难以佐证。
     从举证便利的角度讲，杜月举证无疑是便利的，其只需要同意进行亲子鉴定整个案件事实便一清二楚。然而，亲子鉴定需要提供血液、头发之类的身体部分，这些并不属于民事证据，杜月坚持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，且提供合理理由，其行为不属于举证妨害，不能就此推定原告主张成立。
     最终，一审法院认为，周傅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孩子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，也未能证明支付的抚养费不存在法定原因，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。据此，法院判决驳回周傅斌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     一审判决后，周傅斌不服提起上诉。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：周傅斌给付系争款项至今，并未有足以令其对给付钱款的原因产生质疑的事实发生，现周傅斌仅凭杜月不愿意做亲子鉴定为由要求返还之前给付的款项，依据不足，故对一审判决维持原判。
     （以上人物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