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年13岁的小邵，父母早已离婚，但在10年前，负责抚养她的母亲代替她，和叔公、叔婆及表姨签订了一份《协议书》，表示在房屋动迁时放弃住房分配、货币分房及其他涉及住房的利益。现在小邵长大了，想要回属于自己的利益。日前，宝山区法院判决该份《协议书》涉及小邵被放弃权益的部分无效。
【案情回放】
小邵的叔公陶先生原在本市武昌路某弄有套租赁公房，同住人有叔婆和小邵的表姨妈。1992年，小邵母亲作为知青子女，经过与家人协商，将户籍从安徽迁入本市该处，并在此居住生活。1997年，小邵的父母登记结婚，婚后，小邵母亲搬离了武昌路，但户口仍在该处。1999年，小邵出生，她的户籍也随着母亲报在武昌路，2010年迁出至上海市市光二村。
2002年起，小邵的父母之间关系不睦。因武昌路房子即将动迁，叔公陶先生召集家族会议，要求明确房子今后的归属问题。于是，相关四人签订了一份《协议书》，《协议书》载明叔公同意其侄女及其女儿将户口留在武昌路，纯属顾念亲情，但今后武昌路房子如果动迁分房，包括住房分配、货币分房及其他涉及到住房的利益均归户主陶先生所有，与侄女及其女儿小邵无关。四人在《协议书》上签字。该《协议书》由公证处予以了公证。
此后，小邵的父母于2004年经法院判决离婚，5岁的小邵由母亲抚养。
2007年，武昌路的房屋动迁了。作为房屋承租人的叔公陶先生与动拆迁公司签订了《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1、被拆迁方应安置人口为陶先生夫妇、小邵母女等共6人。动迁公司实际支付陶先生一方货币补偿款为109.9992万元。2、陶先生一方定购动迁公司提供的位于新二路的配套商品期房一套，暂定建筑面积76.11平方米，以交房实测面积为准，房屋单价6400元/平方米，预收房款总价48.7104万元；还有菊盛路一套现房，建筑面积80.36平方米，房屋单价4500元/平方米，预收房款总价36.162万元。预收房款从上一条款中被拆迁方实际得到的货币补偿安置款中扣除，差额部分由陶先生一方以现金形式支付，交房时以实测面积结算，多退少补。
2008年初，陶先生一家住进了新房，小邵随着母亲和叔公、叔婆一起居住在新二路房屋内，共同生活中，双方产生了矛盾，2009年，小邵的父亲将她接回自己住处，同时向叔公陶先生索要小邵在动迁时应该得到的房屋份额，但遭到拒绝。同年底，小邵在父亲的代理下，向宝山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陶先生返还在房屋动迁中小邵名分下应得的18万余元。
【法院审理】
庭审中，被告方拿出当时签订的《协议书》，驳斥了原告的诉请，原告方这才得知当时还有这份《协议书》的存在，感觉胜诉的把握不大，只得将此案撤诉。
2010年，原告又将当时签订《协议书》的四人告上法庭，要求确认《协议书》无效，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，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，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因此，在处理《协议书》所涉重大财产问题时，即使法定代理人也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，否则应属无效行为。陶先生等被告认为，小邵的母亲是原告的法定代理人，有权代表原告签署《协议书》，该协议并非单纯处理原告的财产，且没有损害原告利益。即使她母亲的行为损害了原告利益，也应该由她母亲承担赔偿责任，而不应认定《协议书》无效。
【以案说法】
法院认为，《协议书》虽系四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在四被告间产生法律约束力，但鉴于《协议书》的内容涉及放弃未成年人小邵的重大利益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：《协议书》中涉及小邵的内容是否有效。
从《拆迁安置协议》的内容来看，小邵母女均在武昌路房屋的拆迁安置款中享有份额，那么，《协议书》上小邵母亲的签字确认是代表其个人意思还是其与小邵的共同意思。如果她母亲的签字仅系其个人意思，则《协议书》中涉及小邵的内容显然无效，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。如果该签字系共同意思，《协议书》中涉及小邵的内容仍为无效，理由在于：第一，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。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重大利益的事项时，父母应当共同作出决定。《协议书》签订时，作为获利者的被告陶先生明知小邵父母夫妻关系不睦，在处理小邵的重大权益时，陶先生应当征求小邵父亲的意见，但《协议书》并无小邵父亲的参与。小邵母亲自2002年7月起陆续从其股票帐户提取资金，且其自2003年起共计三次起诉要求与丈夫离婚，可见小邵父母间的关系并不融洽，被告辩称小邵父亲知晓并认可小邵母亲代表小邵签订《协议书》并无明确依据，法院难以采信。第二，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，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即使小邵母亲一人有权对小邵行使监护权，其也应当从维护小邵的利益角度出发，而不应放弃小邵的重大权益，她在处分小邵财产的行为中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应认定为无效。
【法辞典】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十八条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、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，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，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