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逾九旬的苏老先生去年与养女打了一场解除收养关系的官司，法院判决解除原被告间收养关系，可判决书尚未生效，苏老先生却意外病故。

围绕着谁有资格继承老先生留下的一处房产，养女、外孙、保姆、外甥女对簿公堂。日前，徐汇区法院审结此案，以法定继承把涉案房屋判给了养女。

一起罕见的收养诉讼

苏老先生当年是作为上门女婿入赘黄家的，而被推上法庭的黄女士则是1953年进入黄家成为养女并与之共同生活。

1985年苏老先生和妻子乔迁本市康健路新居，原黄家老宅便由黄女士及其丈夫子女一同居住。有关登记资料显示,黄女士为苏老夫妇的 “女儿”。

黄女士对养母一直很关心，逢年过节常去探望。每月补贴养母400元，还承担了养母去世后的丧葬费用。养母去世后，黄女士与苏老先生来往渐少。

2008年7月，苏老先生因病入院需要黄女士的签字，不料遭到黄女士拒绝，直到请来外地亲属签字后方得以进行手术。由此苏老先生与黄女士嫌隙愈深。

去年1月，苏老先生诉至徐汇法院，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收养关系。

庭审中黄女士辩称，她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。当年是由原告的岳父领养进入黄家，直至成家生子独立生活。所谓的手术拒绝签字事出有因，责任在原告本身，故不同意解除收养关系。

由于原被告各执己见致调解未成。法院认为，原、被告共同生活多年，有关资料也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养父女关系。双方发生矛盾后，被告未尽赡养义务，现原告要求解除养父女关系，符合法律规定。 2009年3月12日，法院判决准予解除原被告间的收养关系。

就在判决书送达的第13天，苏老先生意外病故，而法律规定的上诉期为15天，也就是说，这份解除收养关系的判决书尚未生效。

两场蹊跷的遗产继承官司

匪夷所思的是，2009年8月，一位自称是苏老先生外甥女的朱女士向徐汇法院提起诉讼，诉状上列为被告的是一直住在苏老先生家的保姆田女士，两人要求共同继承苏老先生名下的位于康健路上的产权房。由于案件涉及到其他的继承人，法院依法追加养女黄女士及其儿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然而到了开庭那一天，原告朱女士却没有到庭，据此法院裁定，该案视为撤诉结案。

同年11月，养女黄女士及其子作为原告，以保姆田女士和外甥女为被告又提起诉讼，标的物还是苏老先生的那套产权房。庭审中原告方称，被继承人苏老先生曾于1999年10月28日在公证处做过遗嘱公证，言明涉案房屋在继承发生后由外孙继承。虽然被继承人后来又向公证处作出了撤销声明，但只是单方的撤销行为。至于被继承人要求解除养父女收养关系的诉讼，由于判决没有生效，故作为养女仍然是法定继承人。

被告田女士辩称，她从1998年开始在苏老先生家做保姆，直至老先生病故送终。2009年3月24日，苏老先生在家里立下口头遗嘱，言明遗留的财产由自己及外甥女继承。当时在场有老先生的同事和邻居。被告朱女士则辩称，舅舅苏老先生在生病住院期间，自己曾长时间陪伴、照料。舅舅在家立口头遗嘱时，自己也在现场。两原告都声称，苏老先生不但撤销了原来的遗嘱公证，而且还解除了与养女的收养关系，因此继承遗产两原告都有份。

法官说法

情法冲突余波难平

法院认为，本案被继承人于 1999年 10月28日在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，又于2000年6月15日办理了撤销遗嘱声明书，是遗嘱人对自己所立的遗嘱予以撤销、变更。

原告方认为该公证遗嘱系共同民事行为，不得单方撤销或者变更，必须共同订立新的公证遗嘱才能撤销，变更的理由于法无据。

法律规定，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，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。然而开庭过程中只有一名证人出庭作证，该口头遗嘱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，故被继承人的口头遗嘱无效，两被告要求继承遗产的主张亦不予采信。考虑到两被告在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一定的照顾义务，故可以适当分得遗产。

原告黄女士本系被继承人收养的女儿，虽曾判决解除收养关系，但一方当事人在民事判决书生效之前死亡，故该民事判决书未发生法律效力，因此原告黄女士仍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。

据此，法院判决涉案康健路房屋产权归原告黄女士所有；原告黄女士应给付被告田女士遗产补偿款3万元，给付被告朱女士遗产补偿款5万元。

解除收养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表达，凑巧的是一方当事人在民事判决书生效之前死亡；曾经有过的公证遗嘱，偏偏立遗嘱人又作出了撤销声明。本案体现了较激烈的情法冲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判决后当事人的心情仍久久未能平静。